一、案例引入
讲座伊始,马知遥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从原始思维的角度阐释非遗的重要意义。第一,由于缺乏科学的研究,现实中的非遗或民俗事项有时会被错误地解读,这迫切地需要学者考察和明确非遗的真正起源。第二,在传承、利用和发展非遗成为趋势的今天,原始思维的阐释性功能有助于分析非遗背后的故事,促进对非遗资源的深入理解和利用。第三,当代非遗的复兴显示出人类对农耕文明的呼唤、对当前快节奏生活的质疑和反抗,人们寻找那些被遗忘的传统以慰藉心灵。
在深入阐释这些问题之前,马知遥教授主要以中国北方的布老虎工艺为例说明如何借助原始思维去看待非遗本相。山东临沂的布老虎,有着象征财富的立体南瓜眼睛,以及包裹着辟邪朱砂的直立尾巴;山西长治的布老虎,则有着出于儿童安全考虑的纽扣眼睛,以及象征浪漫爱情和健康长寿的蝴蝶鼻头——文献、考古、访谈和实物四重证据表明,布老虎的传统其实来源于图腾崇拜这一原始思维。此外,人们对于真正的老虎——吃人的山中野兽——实际上怀着恐惧的心理,通过老虎枕、老虎帽和老虎鞋的制作将其转化为保护神,这又体现出“化险为夷”的原始思维。
山西长治的布老虎
二、非遗的深入阐释
无法避开原始思维
在通过田野案例初步呈现非遗和原始思维的关联之后,马知遥教授说明了原始思维的三大特点。
其一,具体性。即以具体的事物形象来表达抽象的观念。以蜘蛛为例,这种黑乎乎甚至有毒的昆虫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我们所恐惧和厌恶,但是通过谐音的方法,蜘蛛被用以表达“知足常乐”这一抽象的人生态度和道理。
其二,象征性。象征手法的应用使原始思维获得了自由的体验性,生活中常见的动植物都可能成为有极强寓意的符号,以至于在符号之后有了跨越常识的神秘文化特征,并作为某种传统被继承。陕北花馍即是通过各种花鸟虫鱼的形象表达吉祥祝愿的典例。
陕北花馍
其三,直觉性。原始思维看似形象笨拙,图形夸张,表达离奇。以中国的象形文字为例,它体现出原始思维直觉爆发的灵感特征,蕴含其中的通过长期实践活动获知的丰富信息,通过形象被或间接或直接地进行了表达。
由此,马知遥教授指出,非遗的各类项目大多符合原始思维的特点。即在非遗的表现或者制作过程中,或多或少还存留着对远古文化的记忆,我们权且将其称为动作记忆、直观记忆和形象记忆。非遗本身世代传承的特点也决定了非遗在创造过程之中对原始思维的依靠。而原始思维所表现出的形象性、象征性和直觉性,都让它和非遗背后的文化一一对应。
三、非遗就是原始思维
或隐或现的表达
在说明非遗和原始思维存在特征性的关联之后,马知遥教授进一步指出,非遗本身其实就是原始思维在当代或隐或现的表达。
首先,非遗和巫术中的原始思维密切关联。大自然喜怒无常,当人类还没有具备征服它的能力时,就通过巫术、工艺品制造或者民间传说,赋予其神圣性和给予人类福祉的能力。今天的非遗亦是如此,比如中国北方的布老虎工艺,人们将这种无法制服的威猛动物请进家里,戴在孩子的头上,穿在孩子的脚下,被孩子骑在身下,把它变为孩子憨态可掬的玩具和保护神。这既是民间化险为夷的智慧,也是百姓对遥远巫术的转化和禳解仪式的现代传承。
其次,原始思维中的隐喻构成了非遗的深层文化寓意。马知遥教授发现,那些流传至今的神采各异的布老虎,可能与新人结婚的美好祝福有关,比如山东赠送新人一对布老虎以祝愿早生贵子;可能与端午节辟邪有关,比如绣上代表五方天地的五色丝线的“小艾虎”、河南灵宝老子骑虎的传说和贴画;也可能与自然环境的耳濡目染有关,比如布老虎五花八门的绚丽色彩,很大程度上是传承人所看到的自然风景的模仿和复刻。
最后,非遗还与宗教中的原始思维密切关联。以玉文化为例,从玉的通灵性和国人给予它的神圣性可以看出,原始思维根本上是早期人类对自然寄予神圣希望的产物,他们通过想象认为并相信世界是他们认为的那样,如同对玉的认可和认定,原始思维给了它难以企及的法力和可资崇拜的理由。比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琮,外圆内方的形状代表天地,中空则象征着对天地的通达,传达的正是一种敬天礼地的思想和长生不死的信念。
三星堆出土的玉琮
四、非遗就是原始思维于当代生活的隐喻性延伸
在具体阐释原始思维在非遗中的表达和方式之后,马知遥教授接着指出非遗就是原始思维于当代生活的隐喻性延伸。
首先是新神话主义。原始思维在当代生活中通过《指环王》《哈利·波特》《蜘蛛侠》等影视、文学创作得到“复活”,这一过去被忽视和遮蔽的思维特性在当代获得了空前自由。对此,马知遥教授认为,这不仅得益于现代化的影视拍摄和表演技巧,更重要的是神话唤起人类的自信心,激发人类诗意美好的想象,反映后现代人类回归田园生活的愿望。人们希望通过现代神话,让精神回到曾经的家园,这让我们发现神话在当代的复活或者新神话主义诞生的可能性。
其次是新非遗主义。在非遗保护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仅是遵守着老一辈的观点,要原汁原味、保护本真性,就会把非遗送上绝路——“死保”就是“保死”。我们不应该打着保护的名义,让传承人失去享受现代文明给他们带来的便利的机会。新非遗主义,就是倡导在保持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获取生存密码。如今越来越多的传承人已经走出了乡村,进入城市,在保持核心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市场和当代消费者的需求,进行非遗衍生品的开发。
最后,马知遥教授讲述了刘玉伟等传承人利用自己的技艺让非遗焕发生机的故事,指出正是在进入普通人群、进入日常生活以后,非遗背后蕴藏的丰富传统文化才潜移默化地得到了传承。其中原始思维所内含的想象力、创造性,同样能够为现代创新带来无穷的灵感源泉。从原始思维入手寻找非遗产生的文化源头,是讲好非遗故事、传承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而要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加强非遗文化阐释的准度和深度,借助非遗保护和传承找到解析中国文化基因的钥匙、找到文化解码的理论和方法,为全面解读中国非遗甚至整体性地理解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学术的支援。此外,探索非遗的阐释方法应该成为学者的自觉追求,原始思维只是路径之一,从多学科角度对非遗进行阐释会有更多有趣的收获。
葫芦雕刻创新作品
讲座结束后,与会者反响热烈,积极提问,马知遥教授一一耐心解答,并就布老虎的商业化开发、传统工艺与乡愁的关系、当代中国是否有新神话创造、神话与再造神话的区别、非遗进校园和非遗小镇的效果以及城市化对民俗的冲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最后,萧放教授对马知遥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诚挚感谢,并作回应和总结。马知遥教授的分享为我们厘清了原始思维和非遗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强调了非遗中与原始思维有关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也能为我们的消费、审美和精神需要提供支持。非遗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未来的,所以我们强调传统、强调当代,也强调其创造性和延展性。马知遥教授丰富的田野和教学经验让非遗及其相关工作者看到了希望,他关于非遗转化和理想状态的观点也启发着我们继续挖掘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