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科技”这一提法有伪命题之嫌。

因为在非遗这个概念之下包罗万象，有文化、艺术，比如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也有知识体系、社会实践，比如2016年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其实入选时后面跟着长长的副标题——“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因而，非遗里也包含着科技，那是活态传承至今、持续造福人类的古人智慧、传统科技、本土知识……

但在当代，我们要提“非遗+科技”这个概念，是因为需要认识到：任何遗产的精神内核和物质载体都需要通过保护来保持价值，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来积累价值，通过注入新内容来增值，通过投入再生产来实现价值转化……需要明确：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需要当代科技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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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命名的文化事业始于2004年，即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时。短短十数年，我国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立了国家级和省、地、市级四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实施了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分类保护措施，设立了遍布全国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等，非遗保护体系已然建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舶来名词，以及人们更为频繁使用的简称“非遗”出人意料地达到了“破圈”程度。尽管公众对非遗的认知或深或浅，却“火”出了圈，以至于在热门视频弹幕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名词，“非遗”被网民用于形容经典流传的、接地气的、“未必是非遗”的各类文化事项或文化产品……当然，较之于鲜有问津，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大好局面。

中国人对自有遗产的认知从文物、古建、典籍等“物质”层面上升到了“非物质”层面，遗产保护的意识从“静态保护”层面上升到了“活态保护”层面。非遗这类各国文明的载体不是束之高阁的、遥不可及的、久远空泛的，而是身边就有的、可浸入可传习的，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门槛也就降低了，且参与非遗实践的过程即是共享保护成果的过程……这也加速了“非遗”的全民化认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2021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继2005年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意见》之后再度发文，体现了中央对非遗保护事业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中国的非遗保护在“十四五”时期进入了一个注重系统性高质量发展、注重保护成果利用的新阶段。

科技要精确、有效助力非遗保护，应与国际、国内保护非遗的主要措施相匹配。国际上主张从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九个方面保护非遗；我国则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了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此外，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应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原则，发挥非遗在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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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是前人的创造，被更多前人所认同继而沿袭，也历经了不少前人的创新改良，经岁月沉淀得以存续至今。因而作为非遗保护基本措施的“传承”，这一行为从古至今也伴随着自主自发的“创新”，包括与生产力水平提升相对应的技术更新。

工具的改良使得手工艺人劳动强度降低、效率提高，工艺的优化使得传统技艺制成品质量提升……比如，电动工具在石雕、木雕甚至玉雕等工艺美术行业中的运用，使得初步加工和后期的精加工都更为省力、创作余地也更大了。

与此同时，现当代的技术更迭又对传统工艺造成了替代式的冲击，与手工技艺的保护形成了直接矛盾。

比如，电脑编程控制的雕刻机械使得石雕、木雕转向批量化生产，只有人物面部刻画等工序还保留手工雕刻，对工艺价值、技艺传承都造成了巨大影响。

又如，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还于2009年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民间流传着“寸锦寸金”的说法。实际上，云锦有织金、库锦、库缎和妆花等四大类品种，前三类已可用现代机器生产，惟有妆花的“挖花盘织”“逐花异色”至今仍只能用手工完成。

当代，丝织新品种不断研发，市场对云锦的需求量降低了，如不加干预，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即会濒临失传。因而，不断有专家呼吁：如果不对传统工艺的手工性进行保护，任其被机械化所取代，最终将导致传统工艺美术走向消亡。

城乡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更多传统与当代人渐行渐远。中国传统家具榫卯结构、传统染织技术、传统酿造技术……这些流淌进中国人血液中的技艺，早已超越了满足现实需求本身，内化为中华文明延续的承载物。科技在其中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不是替代取代式的创新，而是创造条件、创新模式来促进活态传承，让科技助力更多非遗发挥价值、回归日常、返潮当代……

“非遗+科技”可助中国故事开辟当代舞台。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千百年来，正是以梁祝传说为内容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艺术表现形式使其成为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梁祝传说改编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构成了庞大的梁祝文化系统。从中可知，中国故事的讲述载体是随着时代更新的，当代科技催生的新兴艺术形态可为非遗叙事丰富表达方式、开辟当代舞台。

“非遗+科技”可助中国艺术贴近现代审美。以意造境道法自然，余音绕梁三月不绝……中国式审美沉淀了中国人千年的心灵世界，而这种独特品味的代际传承离不开与所在时代的默契接轨，实现民族个性的延续与传扬，审美风范的历久弥新。比如，自贡灯会是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制成的灯彩呈现出美轮美奂的面貌，将自贡灯会延续至符合当下的艺术境界。

“非遗+科技”可助中国工艺重塑手工价值。手工的价值在于文化传统的厚度、工艺技艺的精度、蕴含情感的温度，科技可助力手工价值的确认、传递与增值，让手工制作的产品不被淹没、得到珍视。数字化转型推动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产生，体验经济、个性化订制经济、互动经济等时代机遇如何惠及传统手工艺？互联网企业可在其中扮演平台角色，助中国工艺重塑手工价值，弘扬匠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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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是另一项重要的非遗保护措施，实质上可以上升到媒介与文明的关系问题。非遗是媒介，是从古至今文明传承、文化交流的媒介，从口耳传递的语言、心手传递的造型，到肢体传递的表演、群体传递的仪式……非遗是工业时代之前人类交流媒介的合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序言部分就有如下表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与此同时，媒介是随时代而发展甚至更替的，印刷文本、摄影图像、广播音频、影视多媒体……当传承人类文明、促成文化交流的载体和工具不断更新之时，非遗的媒介属性势必弱化，需要借力其他媒介促成非遗可见度的提升，与当代社会重新建立连接；非遗的资源属性应当增强，通过与新载体、新媒介的结合实现价值延续与转化，投入新的文化创作与生产之中。

科技可助力非遗的全息科普。帮助公众理解文化遗产的内在和外在价值以及与个人的关系，这是一个遗产与当代人建立关联的过程，也是遗产知识个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借助公众常用的媒介、热衷的表达方式。

比如，自媒体让公众自主发现和分享，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通过媒介化的过程得以实现；网络社交平台帮助不同圈层的公众接触并参与非遗相关实践，使得遗产被从公众角度重新发现；每项遗产的前世今生都是丰富的，拥有多重解释，科技以跨时空、多感官、可交互的方式解读遗产，可以帮助公众去延伸认知、探索更多。

科技可助力非遗资源的聚合。故宫、敦煌的文化资源是聚合的，无论是资源存在的物理空间，还是文化标签的标志性、符号化。但非遗是散点的，散布在几乎所有的人类聚居地，因而无论是保护还是利用，都需要对资源进行系统化梳理和整合。大约十多年前，我们开始非遗数字化保存的实践与研究时，即是从数据著录和数据库搭建开始。

如今，非遗资源的聚合应当突破“数字人文”所指向的研究范畴，建构非遗保护利用的智能中枢，让用户可以“到达”每项非遗以及每项非遗所连接着的若干个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让保护利用需求的发布、匹配和协同都能在线实现，达到深度、动态、多效整合资源，激活这一宝库。

科技可助力非遗的创新转化。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博弈中，科技的角色至关重要，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排头兵，也可以是传统文化回归的驱动者、民族文化复兴的源动力，让中华文化艺术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相遇，与现代教育、娱乐、消费模式合拍。

在科技的助力下，更多非遗可以将精神内核嵌入当代各类新兴载体之中，生成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消费；能够为“国风”“国潮”持续供给养分，深化潮流的内涵与潜力。即使在科技创造的虚拟世界里，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财富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因为虚拟世界仍旧是人类文明延续、文化传承的实践之地。